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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概述
金戈
2003-07-22 04:11:26 阅读 次
《中国史研究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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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年仍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丰收年。发表在各种报刊的论文约二百余篇，选题侧重于区域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的特点、民族融合的进程以及思想文化的时代色彩等方面，明显地反映了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三届年会讨论主题的影响。学术专著有郑佩欣《魏晋南北朝史探索》、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严耀中《北魏前期政治制度研究》、万绳楠《魏晋南北朝文化史》等相继问世。现将本年度的有关研究成果择要综述如下：
一、社会经济史研究
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及其发展趋势，在研究者中存在迥然不同的估计。有的认为进入这一历史时期后，社会经济不仅一落千丈，而且一蹶不振，久久未能恢复到战国秦汉时期的水平。张履鹏《魏晋南北朝农业资源的开发利用综述》（《中国农史》第3期）一文不同意上述论断。他认为，从当时社会经济的基本部门——农业来看，在继承汉代农业技术的基础上，生产力仍在不断地发展中，如在农业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气候资源利用的知识进一步深化，土地资源得到大量开发，水资源和生物资源也获得比较充分的利用。张学锋在《试论六朝江南之麦作业》（《中国农史》第3期）一文指出，作为今日江南仅次于水稻的主要粮食作物的小麦，正是在六朝时期传入和推广于这一地区的。
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货币经济的衰落则是明显的事实。吴刚在《东晋南朝货币经济和封建体制的关系》（《学术月刊》第5期）一文中探讨了产生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他认为，这一时期的封建专制集权决定了币制变更的主观随意性，大土地占有的盛行，促使货币占有欲的膨胀，阻滞了货币的流通，大土地占有者对钱币采取抵制和追求的不同态度，加剧了货币经济的混乱。这些现象不仅成为阻碍当时货币经济的直接因素，而且进而限制和拖累了东晋南朝社会经济的发展。
区域经济的发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引人注目，尤其是江南地区的迅速开发，引发全国经济重心开始南移。简修炜在《中国古代区域经济史研究刍议》（《历史教学问题》第1期）一文中指出，自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的全国经济重心南移问题，只有在地区经济史研究的基础上，具体比较南北两大地区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具体地说，首先应当在农业和手工业两大部类中确定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具体指标，此外，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各地占封建国家赋税收入中的比重以及与其他地区的商品流通量也可以作为反映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参考指标。会稽郡在江南地区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陈国灿《试论会稽郡在东晋政权中的地位与作用》（《浙江师大学报》第1期）一文分析了会稽郡的经济地位、人口、政治地位和大族状况，指出该郡无论农业、手工业或商业均处于江南发展前列，是维系东晋政权生存的关键之地。河西地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显著的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区。赵向群《汉晋之际河西经济区的变迁》（《西北师大学报》第5期）一文认为，河西作为古代经济区之一，开始形成于西汉中后期，经历东汉和曹魏的曲折发展，至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前的一个半世纪，呈现出初步繁荣的局面。符丽明《魏晋十六国北朝对河西的农业开发》（《北朝研究》90年下半年刊）指出这一时期河西的农业比汉代有所发展，具体表现为农业工具的改进，耕作技术的提高，经营方式上私营农业已占主导地位。人口的增加和前凉等地方割据政权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是河西农业得以进一步开发的主要原因。幽冀诸州是各族政权活动的舞台。牛润珍《魏晋北朝幽冀诸州要论》（《河北学刊》第1期）一文认为，幽冀诸州由于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的影响，发达的自然经济具有封闭性、腐蚀性和不稳定性的特点。建立在这种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西诸部族政权，因其发达而强盛，又因其封闭性、腐蚀性与不稳定性而在政治上不求进取，固步自封并腐化堕落，从而使得政权上下大幅度波动。
关于这一时期的土地制度，本年度发表的研究成果不多。柳春藩《关于曹魏屯田的规模问题》（《史学集刊》第2期）认为曹魏一代虽然是屯田空前发展的时期，但与地主和自耕农的私有土地相比较，其数量仍然占少数；总体上看，政府的主要剥削对象仍然是广大的小农。屯田的作用只是在曹魏统一北方过程中显得突出些。葛金芳《论五朝均田制与土地私有化的潮流》（《社会科学战线》第4期）一文认为均田制同当时的地主和小农的各类私有土地，是一种并行不悖的共存关系。均田制不仅没有否定土地私有制的存在，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加强小农土地私有制的生存能力。均田制的实施实质上只是对土地私有结构的一种调整措施。汤其领在《东晋南朝世族地主庄园探析》（《苏州大学学报》第1期）一文中对东晋南朝世族地主庄园的阶级结构、经营范围、管理方式和经济效益作了比较全面的探讨。他指出，这一时期地主庄园的主要特点在于：宗法性减弱，等级性加强；规模较汉魏时期小，地域多集中于江浙地区；管理方式多样，间接经营多。他不同意否定世族地主庄园历史作用的论断，认为它在开发和繁荣江南经济中起了重要作用。吴泽《六期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规律和特点》 （《苏州大学学报》第3期）一文也指出，东晋南朝的世家大族地主土地所有制，与宗法制相结合，形成宗法性的世族地主土地所有制。世家大族身份性特权越大，占有的水陆田地产和奴婢、义从、部曲劳动者越多，作为农业生产基地的田墅、山墅数量、规模也越多，大地产与田墅的发展是一体的、同步的，它对江南地区生产、经济的进一步开发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魏晋南北朝的地主庄园中使用着雇佣劳动者。刘汉东《论魏晋南北朝的雇佣劳动者》（《中国史研究》第4期）一文考察了这个劳动阶层的来源、身分、经济状况、实际待遇、类别以及雇佣劳动的封建性质。他认为，这一时期的雇佣劳动者既存在着独立的人格，又带有某种程度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特征。
魏晋南北朝的赋役制度变化多端，论者的意见分歧。高敏《魏晋南北朝赋役豁免的对象与条件》（《江汉论坛》第6期）一文认为这一时期不论南方和北方都存在免税免役的制度。但是，南朝与北朝对比，前者的免税免役制度内容更为完备，涉及人数更多，在免税免役特权的长期性、稳定性等方面，都远远超过北朝。张维训在《略论北魏孝文帝以来的租调制度》 （《中国史研究》第1期）与《简论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的租调问题》（《北朝研究》90年上半年刊）两文中比较深入地探讨了北朝租调制度的变化。
人口状况是制约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朱大渭《魏晋南北朝南北户口的消长及其原因》（《中国史研究》第3期）一文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户口状况的特点，除私家占有大量各类荫户，国家领民与实际户数相距甚远，以及封建政权与私家争夺劳动力最为激烈外，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即北方虽战乱繁多，国家领民却显著增长；南方相对安定，国家领民却出现递减趋势。该文具体分析了南方户口增减呈相反趋势的原因。
二、政治史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政治斗争错综复杂。方诗铭《曹操与“白波贼”对东汉政权的争夺》（《历史研究》第4期）一文认为，东汉末年，曹操将汉献帝从控制东汉政权的“白波贼”手中夺过来，是一个历来被忽视的问题。所谓“白波贼”是在并州起兵的一支武装力量，其统帅是当地山中的豪族。政府与这类豪族之间的战争完全属于地主阶级的内部斗争。曹伯言《何晏与曹操及正始改制》（《华东师大学报》第3期）一文指出，曹操正始年间，何晏等推行的正始改制，打击代表世家豪族利益的司马氏集团的努力，实为以后反对世家豪族腐朽黑暗统治的先声。余世明《北周武帝改革略论》（《贵州师大学报》第2期）指出，北周武帝的改革，对历史发展虽有一定贡献，但也具有极大的不彻底性和局限性。他—心要壮大军事实力，击灭北齐，再平定江南，一统中国，忽略了国内激烈的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的尖锐斗争。北周的迅速为隋所代，实为武帝时期埋下了潜在祸根。胡如雷《北周政局的演变与杨坚的以隋代周》（《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认为，周武帝采取粗暴的手段灭佛毁像，不但不能从根本上清除信仰佛教的社会土壤，而且大大伤害了群众的感情。这就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宇文氏的统治基础，有利于杨坚利用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以崇佛兴寺为手段，进行夺权，并在隋朝建立之后继续以此来巩固其统治。
政治制度史的研究近年来成为热点。祝总斌的《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是一部全面研究宰相制度历史演变的力作。作者认为，宰相是两汉魏晋南北朝封建统治机器中重要性仅次于君主的一个环节。宰相机构与皇帝的秘书、咨询机构的发展与完善，形成了君主最后决策，宰相直接处理政务，秘书、咨询机构弥补宰相缺陷的格局。宰相与皇帝的秘书、咨询机构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相互配合、并行不悖的关系。严耀中的《北魏前期政治制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则全面论述了北魏太和改革之前的政治制度。作者认为，北魏前期的政治体制是游牧国政治制度与农业帝国传统封建制度共存的二元型体制。这一体制有利于国家政局的稳定，有利于民族的共处，也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应当给予积极的评价。
魏晋南朝推行以九品中正制为核心的选官制度。陈长琦《魏晋南朝的资品与官品》（《历史研究》第6期）一文认为官品是在官职分类的基础上所显示的某类官职所需的官才之品，而资品则是在品级的基础上所显示的官才。官品之品与资品之品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官品制度与官阶制度在本质上却不相同。汪征鲁《魏晋南朝官职中的“言秩”与“不言秩”》（《历史研究》第6期）认为，在魏晋南朝官制中，国家正式官品具有“言秩”即享有国家禄秩与“不言秩”即不享有国家禄秩之别。这种现象与“板官”形式有着密切的关系，反映了中央皇权遏制门阀士族势力的倾向。
关于魏晋南朝门阀政治的性质和历史作用，论者的认识歧异。黄正藩、田泽滨在《东晋门阀政治散论》（《苏州大学学报》第1期）—文不同意把东晋政权的性质归结为“门阀专政”或者具体为“北方士族为主体，南北大族的共同专政”。在东晋一代，特别是其前期，门阀政治的合议形式是门阀士族专政的基本形式，它固然会给君主权力以某种约束，同样也给权臣专擅以有力抑制。这种君主制下的权贵合议体制既不是寡头政治，也不是“政出多门”，它可以保持权力平衡，有利于政局的相对稳定。孟聚在《北魏孝文帝门阀制度论略》（《许昌师专学报》第2期）一文中指出，不能将作为孝文帝汉化改革的门阀制度与南朝的门阀制度相提并论。北魏鲜卑贵族是在长期战乱的废墟上建立起北魏政权的，北方以门阀大族为领袖的坞堡不仅维护了当地的农业生产，而且保留了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较高水平的汉族文化。因此北魏统治者不能不依靠门阀大族谋划方略，制定政治礼仪，发展封建经济，因而也就不能不实行门阀制度。
三、社会生活史研究
本年度对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的研究，较多地是注意家庭、婚姻与生活习尚等几个方面。冻国栋在《北朝时期的家庭规模结构及相关问题论述》（《北朝研究》90年上半年刊）一文中指出，十六国北朝时期，聚族而居，数代共爨，兄弟不异财的风尚曾一度盛行，而与当时南方父子兄弟之间分居异财的现象大异其趣。形成南北差异的根源，除不同的历史因素与自然地理因素外，也与不同的时代背景与文化传统大有关系。葛建中《东晋南朝社会中的家庭伦常》（《中山大学学报》第3期）一文则认为，东晋南朝，门阀势力鼎盛，名教重心已由代表政治秩序的君臣一伦转移到代表家庭秩序的父子—伦上，因而以家庭秩序为基本内容的名教理论必然受到重视，不仅在上流社会中大行所谓“风教”，而且在全社会范围内家庭伦常也被强化了。
早婚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个突出现象。梁满仓《论魏晋南北朝的早婚》（《历史教学问题》第2期）一文指出，这一时期的婚龄比西汉明显提前。人口状况与家庭宗法观念是形成早婚的重要原因。早婚对缓解当时人口稀少和促使大家庭普遍出现有很大的影响。薛瑞泽《北朝婚姻简论》（《北朝研究》90年下半年刊）一文认为，北朝也实行过门阀等级内婚制，但风俗的影响和婚姻的开放风气，导致这一婚姻制度刚刚兴起即急骤地趋于衰落。北朝的民族通婚较为普遍，出现了逼迫性、笼络性和自由性三种形式，对民族融合都有积极作用。高诗敏《北朝赵郡李氏的婚姻及其特点》（《许昌师专学报》第3期）一文指出赵郡李氏为了净化血统，拒绝与寒门庶族通婚，将姻媾局限在少数望族的狭窄范围内，导致婚姻重叠，并产生与封建礼法不符的异辈婚现象。这种异辈婚在北方其他士族中也同样存在。
饮食文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获得了显著的发展。赵建国《论魏晋南北时期的饮食文化》（《许昌师专学报》第2期）一文认为，这一时期社会上日益讲究饮食，明显的饮食风俗已经形成，记载饮食文化的书籍也大量出现，形成了以素食为主的饮食结构。饮食文化全面发展的原因在于，南北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社会消费心理的变化，以及民族融合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赌博之风。罗新本《魏晋南北朝赌博之风述论》（《中国史研究》第2期）一文指出，当时不仅中原地区盛行赌博，边区及少数民族地区亦浸染此风。赌博的形式多样化，目的和社会功能也各异。赌博之风盛行的根源是南北分裂，时局动荡，传统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动摇，世风日下，因而人们需要寻找一种既能解脱苦闷，又能表现自我，同时也可得到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刺激的活动。
四、民族与民族关系史研究
魏晋南北朝是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期。周伟洲在《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民族融合》（《社会科学战线》第3期）一文中全面探讨了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特点和规律。他认为，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既有各族统治者的强迫同化，然而更多的却是各族的自然融合，甚至出现被融合的统治者采取强迫性的政策来使本民族融合于他族。至于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主流，他认为应是汉化，即内迁各族通过不同的途径融合到汉族之中，但是民族融合对汉族的发展也有重大的影响。白翠琴在《论魏晋南北朝民族融合对汉族发展的影响》（《民族研究》第3期）一文中即着重探讨了后一方面。她认为，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汉族发展的重要阶段，民族融合为汉族注入了大量新鲜血液，促进了汉族文化的发展。
这一时期内迁各族的民族融合各呈异采。郑小蓉《慕容鲜卑汉化问题初探》（《文献》第2期）指出，慕容鲜卑与拓跋鲜卑虽然同为鲜卑分支，也同样经过汉化过程，但由于背景不同，内容不同，效果也不同。由于慕容鲜卑接受了汉族正统思想，从而在文化的深层部分完成了重要转变。孔毅《论北朝时期鲜汉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北朝研究》90年上半年刊）一文认为，鲜汉文化的交融给北朝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气息，如崇实尚武，妇女地位提高，婚俗多新风，汉胡乐舞交相辉映等。
如何正确估计北朝时期民族融合的进展程度，论者意见分歧。孔毅《孝文帝改革并未完成民族融合》（《贵州师大学报》第3期）一文认为，孝文帝改革虽然促进了北方民族融合的进程，但并没有完成这一历史重任，鲜卑族的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文化和共同心态仍然存在，鲜汉冲突还十分剧烈。通过东魏北齐特别是西魏北周时期对孝文帝改革的继续和深化，北方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进程才宣告完成。六镇地区民族融合的进展状况如何，论者也有不同的看法，张国安《试论六镇鲜卑的民族融合》（《河南师大学报》第1期）一文认为，六镇是多民族聚居区域，主要是混居而不是按民族划分居住地，这有利于民族融合的发展。六镇人并不是一个民族集团，因而也不具备完整的民族性。无论从生活方式、文化及历史来看，都是以汉化为主流。吕一飞《六镇鲜卑化问题》（《北朝研究》90年下半年刊）一文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六镇集团是一个鲜卑化集团。虽然北朝民族融合的主流是汉化，但在某一时期，某一局部地区，由于鲜卑人（包括鲜卑化的汉人）竭力固守鲜卑文化，抵制汉族文化的影响，遂使当时当地的社会文化显现出浓厚的鲜卑文化特征，六镇就是如此。
研究统治阶级的民族政策及其实施效果的文章不多。汪福宝《蜀汉统治南中历史作用的再认识》（《安徽师大学报》第3期）一文认为，蜀汉征服南中后实行的“南抚夷越”方针不过是历史上习见的民族羁縻政策的一种形式，不必过分夸大其进步性。自汉通“西南夷”以来，这一地区的社会所呈现的长足发展趋势，在经历了蜀汉的五十年统治后，开始发生停滞，甚至倒退的变化。显然蜀汉统治南中所引起的历史效应是消极的。
五、思想文化史研究
魏晋南北朝的思想文化成就辉煌，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万绳楠《魏晋南北朝文化史》（黄山书社1990年版）全面论述了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社会组织与社会风俗、文学、艺术、史学、道教、佛教以及各族中外文化的交流，同时也论述了作者认为应属于文化史范围的职官制度与选举制度。作者认为，中国文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获得极大的发展，呈现了一种两汉所未有的活泼多姿、清新洒脱的现象，可以说把两汉文化远远抛在后头。刘汉东《魏晋南北朝文化：历史与传统的转折》（《许昌师专学报》第3期）也认为，这一时期的文化对于中国历史与传统具有重大转折作用，具体表现为：思想理论方面由儒学向玄学的转化，此后形成程朱理学体系；人才选官方面从血统和体现身份财产的“德”往“才”变化，此后形成科举文官制度；政体统治形式由君主专制往政出多门的门阀政治变化，此后形成君主与臣吏协同相渗的官僚政治体制。其他方面相应的变化有庄园经济的出现、商品经济的加强、佛教的传播、道教的复兴和俗文化的抬头等等。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将魏晋南北朝文化比喻为中国文化史上的“文艺启蒙运动”或“文艺复兴运动。”
王钟陵《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种文化现象：重视早秀与以才艺出人头地》（《南开学报》第1期）一文对当时的文化一心理结构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振兴门户的现世利益同名垂后叶的历史追求感相交织，大族之间激烈竞争的心理与阔大的流变感相融合，兴宗耀祖的上辈寄托与自我意识的一定程度觉醒相谐调，以及求名求官之中又渗有风采人格的展示意图，这些因素构成了当时人们的文化一心理结构。重视早参和以才艺出人头地的社会风尚正是建立于这种文化一心理结构的基础之上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风劲吹，但经学也并未消歇。张承宗《魏晋南朝的清谈与经学的玄化》 （《苏州大学学报》第1期）一文认为，经学盛而转衰，是魏晋南朝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清谈代替了汉代的繁琐哲学，成为思想界的主流。六朝经学的玄化，对传统的儒学及汉儒章句是一种有力的冲击。孔毅《北朝的经学与儒者》（《西南师大学报》第3期）探讨了经学在北朝的发展状况。她认为，经学经历了魏晋衰微期后，到北朝得以复兴弘扬。北朝治经谈孔的儒者，既有别于两汉专事经书之徒，也不同于江左不学无术之辈。北朝经学的发展和儒者的学术政治活动，大大促进了鲜卑政权的汉化及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同时也弘扬了优秀的传统文化。
周一良《略论南朝北朝史学之异同》（《北大学报》第3期）一文对《后汉书》、《宋书》《魏书》的序与论进行了比较研究。他认为，范、沈之书的序与论体现了“清通简要，得其精华”的精神，北朝史著远为逊色，缺乏敏锐深刻的高见卓识。赵俊《魏晋南北朝史学批评述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第3期）指出，这一时期是中国史学批评史上的关键发展阶段，具体表现为批评形式的多样化和批评内容的深广化。
朱大渭《魏晋南北朝的中医外科医术》（《文史哲》第4期）一文探讨了外科医术的成就。他认为，这一时期的中医外科医术很发达，出现了多例令人震惊的外科医术。华陀是中医外科的鼻祖。
王建军《论魏晋南北朝的私学》（《华东师大学报》第4期）分析了这一时期私学的历史特色，一是家族教育的兴起，二是多向发展，由此而导致教育重心由官学向私学的转移，从而促使了独尊儒术教育格局的改变。这显然与西汉私学是大异其趣的。马秋帆、刘少春《论魏晋南北朝审美教育的得与失》（《沈阳师院学报》第3期）一文认为，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美学和审美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时期，士人的审美观和审美教育以自然美为特色，不仅欣赏自然美，而且认为自然美是人物美的范本和理想准则。但他们并没有停留在自然风光和人的自然神态的描绘上，而是更进一步地描绘、歌颂和赞叹人格之美。文论、文学作品、书法、绘画和音乐等也都能发挥出很大的美育功能。这一时期的审美教育也有某些缺陷，美化了一些精神空虚、生活腐败、道德堕落的东西。
关于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也引起研究者们的兴趣。施光明《十六国时期西域与五凉文化交流述论》（《兰州学刊》第2期）一文认为，在五凉政权统治下的河西地区，出现了一个学术文化事业空前兴盛的局面。五凉文化是通过与西域文化的不断交流、融合，才形成了十六国时期文苑中的这支奇葩。这—时期西域与五凉间的文化交流最为突出的当推宗教文化的交流，此外还反映在音乐、绘画、雕塑、文学、书法等各个领域。他认为，这种交流不仅丰富五凉时期的河西文化，而且对随后的北朝隋唐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西域和五凉的文化交流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灿烂篇章。韩昇《司马氏与中国佛教传播日本》（《历史研究》第6期）一文探讨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佛教由中国传播日本的问题。他认为，日本古代统一国家的成立，同大陆的移民与佛教的输入关系至为紧密。在早期向日本传播佛教的汉人中，司马达等一族所起的作用是比较重要的。鞍部可能就是司马达统率的南朝移民集团，他们取海路到百济，其时间估计在东晋灭亡与刘宋建立之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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